GDP75有难度跌破72政府出手么0东港

GDP7.5%有难度 跌破7.2%政府出手么？

GDP增速跌破7.2%时政府或出手南方都市报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2014年是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元年，然愿景虽远，但近忧不断，今年开局以来，多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更大的挑战。

前两月的工业、投资增速等均出现了较大回落，出口数据亦不容乐观。笔者预计一季度GDP增速在7.4%左右，今年二季度仍有可能延续回落态势。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就出现了：政府接下来会出手吗？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还是将回到7.5%的增速要不要保、是不是可以容忍7.5%以下的增速上来，这取决于短期增长与中长期改革之间的平衡。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乃至未来中期对经济走势的判断，首先需要深刻领会的是“三期叠加”对于经济增长的含义。

这一提法来自于习近平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的文章，“三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潜在增速下行、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拐点等都说明了这一“换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结构要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即这两项是结构调整时期的重点。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理解“三期叠加”，实际上对今年经济增长的挑战和任务也就明确了———化解产能过剩、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和创新驱动。

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已经出来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1243, -26.00, -2.05%)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与以往提出未来若干年淘汰多少产能的提法不同，今年这种细化的提法前所未有，也彰显了政府对待去产能的决心。不过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会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关门，宏观层面上，年后的PMI就业指数、用电量等数据下行，似乎显示去产能已经开始。综合来看，化解产能过剩将对今年经济增长构成不利影响。

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又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且毫无疑问，把控地方债务风险对短期经济也将产生负面效应。

从“三期叠加”入手，结论显而易见，今年政府安排的一些重点工作基本对短期经济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大概率会贯穿全年。因此，对于经济回落，政府似乎不会轻易出手，这也符合市场已经渐渐形成的共识。

至此，又一个疑问产生了，既然如此，政府工作报告为何仍将经济增速预期定在目前来看有较大难度的7.5%呢？李克强有一段解释：“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这段话说明，第一，今年保持合理的增速仍是必要的；第二，政府也考虑了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情况，并经过了反复比较；第三，7.5%的增速仍是目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如果不及则会加大就业等领域压力；第四，“可能”一词用在此处意味着经济增长全年可能会达不到目标。

据此分析，在全年完成GDP7.5%增长有压力的情况下，仍维持GDP增速目标不变，合理的解释就是政府对待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已经有所提高。综上，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关于政府会否出手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虽然目前经济增长情况不甚乐观，但政府尚无出手必要。笔者认为迫使政府出手的增长底线是7.2%，一旦跌破，才可能见到比较明显的托底政策出台。

前面讨论了很多今年的负面效应，那么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呢？众所周知的是，此前老的刺激路径已经不能再用了，实际上，今年对冲经济下行还是需要改革红利的释放，虽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对照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对经济形成正向拉动的改革政策大体有：

第一，重点领域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

第二，城镇化。“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可以说，这是报告中拉动内需的最大引擎，“三个1亿人”将很大程度上带动配套固定资产投资。不过问题是，以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投资支出将受到很大限制，这一计划对今年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限。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加上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对外开放正在加速多元化。

除此以外，保障房新开工较去年增加，发展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等对短期经济也将形成正向作用。

在“三期叠加”下，今年的宏观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也进一步考验着政府。不过今年也是改革元年，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促改革就是保增长，没有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改委王建：预计实现GDP增速7.5%目标有难度中国证券报

核心提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明年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留给我国化解危机的时间已不多，启动经济增长动力在于加大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担纲投资主力，多建设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预计实现今年GDP增速7.5%的目标有难度，可能仅能实现7%左右的增长。今年季度GDP增速将呈不断向下态势。明年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留给我国化解危机的时间已不多，启动经济增长动力在于加大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担纲投资主力，多建设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

王建说，本轮城镇化投资不能再走此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老路，应将投资与消费有机联动起来，避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城镇化人口消费力、购买力。如果如此，目前所谓的过剩产能不仅会被全部消化掉，还能挖掘出消费潜力。

他表示，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未来不排除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但刺激政策“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力度不可能大于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到2020年城镇化人口目标以3亿为宜

中国证券报：近期不少国际机构对我国经济未来走势较悲观。您认为我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在哪里？

王建：今年可能还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但经济增长会继续减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过剩只是相对的，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如能通过改革平衡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就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

就目前看，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建设无疑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支撑，有关部门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此有所统一。此前，中央层面已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建设，但是现在看来，推进的进度和力度都不甚理想。比如提出在7年之内，城镇化建设重点要放在三四线城市。但是，这样的城镇化建设作用不大。因为目前经济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要想摆脱生产严重过剩的现状，就必须调动一切力量扩充内需、刺激消费，实际情况是进城务工农民超过七成都会选择沿海地区中等以上城市。

因此，目前的城镇化投资、建设目标绝对不能是中西部地区或是三四线城市，进城务工农民不会到三四线城市安家，即使他们去了，可能也找不到合适工作。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城镇化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目标可以定得高一点，那么应该是以多大为宜？

王建：我国化解经济危机所剩的时间已不多。因此，接下来的城镇化投资建设，必须是大规模的、大力度的，1亿的城镇化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应新增3亿城镇化人口。数据显示，真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城镇化率已超过四分之三。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美元，而真实城镇化率很低。现在，我国真正的城镇化人口最多在4亿，到2020年加上1亿也不过才5亿，这个力度和进度对经济增长效果有限。

中国证券报：根据您的测算，如果城镇化投资力度加大，目前的过剩产能能全部消化掉吗？

王建：不仅能全部消化掉，而且还不够。虽然到去年我国钢铁产能达10亿吨，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是我国人均钢产量同发达国家人均1吨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未来20年人口可能还要增加1亿。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决好分配关系，过剩自然会消失。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风险，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实体经济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风险自然会化解。

中央政府负债率可上升至60%

中国证券报：您怎么看待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问题？近期各界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担忧正不断加重。

王建：城镇化投资建设资金其实不是问题。我的主张是，可多发一些债，而且应由中央政府担纲主力。就全球范围看，目前我国政府财政负债率，尤其是中央财政负债率其实很低，只有百分之二十几，我认为中央政府负债率完全有空间上升，可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也不会产生太大风险。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负债率在80%-90%，日本更是达到200%。

这一轮城镇化投资应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担，投资一些民生项目、基础设施等。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再走此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老路，应将投资与消费有机联动起来，避免造成新的产能过剩。2008年，我们扩大投资和产能，却没有想好这些产品谁去买。比如，为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居住问题，可由政府投资建设住宅，然后通过以租代售的方法消化这部分住宅。政府可发行10年、20年建设公债，然后在10年、20年后把房子出售给农民工，我相信这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地方债，很多都是投资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规模太大。但是，如果本轮我们能通过城镇化建设彻底打开内需，使那些基础设施都能运转起来，此前债务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民间资本在这一轮城镇化投资中，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建：让民间资本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可能的，但不是没有他们的发挥空间。大规模城镇化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就会随之产生一系列对服务业的需求，这就需民营资本进驻。

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力

中国证券报：按照您的观点，城镇化投资建设需有强大的消费力配合，如何才能真正提升消费、刺激内需？

王建：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过剩，出现生产过剩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消费力才能提升。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一个是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在经历30多年改革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已从生产流通领域转向分配领域，需调整的是企业与居民及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不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如改革重点摆放不准，改革就难以收到明显效果。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多方面配合，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就需要加快财政体系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又分为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收入方面的改革，要从现在的流转税变为直接税，要让财政能起到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直接税就是要以所得税为主，由此调节收入分配。政府应向富人收税，现行的所得税主要是向穷人收税。财政收入比重要提高，因为再分配要达到一定比重才能达到消除差距的目的。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再分配会占一半的GDP比重，而去年我国大概是23%。

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方面。简而言之，政府要舍得把钱拿出来给穷人花，比如通过社保形式或其他形式转移给穷人花，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三分之二的支出都是用在居民福利上，财政支出基本是福利性支出。我国现在的社保支出只占十分之一，按照50%的国际标准，仍需提高40个百分点。未来我国要建立以社保支出为主的支出结构，目前我国的社保覆盖只在城市，还有八亿农民没有覆盖。(

上一篇：蔡洪滨：调结构将导致中国经济脱轨●下一篇：3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48.1 为8个月低位●

济南万能试验机哪家好

梯姆肯试验机

济南万能试验机厂

摩擦磨损试验机价格

摩擦磨损试验机